“网上有人说,有人包养我,花钱帮我做营销。我当时觉得这是网上的谣言,不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20岁出头的时候,我去面试……”
近日,演员黄灿灿参加节目时分享自己过往的经历引发关注。“黄灿灿曾因被‘造黄谣’失去工作”等话题登上热搜榜。
《法治日报》记者发现,这种网络“造黄谣”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针对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例如,有自媒体会用某明星姓名缩写或昵称,称“××男明星目前被富婆包养”“××和××离婚是因为女方出轨”,这种毫无根据全靠文字描述的内容被一人“爆料”后,就会有不少自媒体争相转发甚至添油加醋。
受访有经验的人指出,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虽对“造黄谣”行为有规制,但民事赔偿额度低、刑事立案门槛高、自诉取证难等问题突出,导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恶性循环。建议降低诽谤罪入罪门槛、细化“恶意捏造”认定标准、建立跨平台造谣者“黑名单”;平台需强化AI审核与人工复核联动,优化算法推荐逻辑,从源头拦截谣言传播。
近日,因一年卖出170台保时捷走红的山东青岛保时捷销冠牟倩文通过社交账号发声——此前,她的照片被人盗用,并发布在黄色网络站点进行恶意拼图、剪辑,实属假借其照片捏造“黄谣”、伪造色情图片中伤她。牟倩文称已报警,警方已立案。
不久前,有600多万粉丝的网红博主“臭蛋”发视频称自己被人造谣。起因是其在游轮上参加拍卖会的视频被人拍下上传到网上后,被一些人配上造谣言论发文,直指其“花钱买洋人陪睡”,评论区充斥不雅言论。即使“臭蛋”之后将拍卖全过程视频发出,有些人仍未收手,甚至找了一个头发颜色和身形与“臭蛋”相像的女生的不雅视频拼接其视频片段,称是“约会后续”。目前,“臭蛋”已委托律师对造谣用户取证、起诉。
除了公众人物外,普通人被“造黄谣”现象也时有发生。去年,广西桂林灌阳县一男子孙某因不满分手,制作视频称前女友陈女士“作风不简单”“从事色情活动”“欠钱不还”,相关视频发布一天后阅读量已过万,导致很多网友甚至陈女士的熟人对此信以为真。因恶意在网络上散布他人不实信息,孙某被灌阳县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澍介绍,“造黄谣”首先违反我国民法典的有关法律法规,可能涉及捏造事实诽谤或恶意泄露他人性隐私,进而侵害他人名誉权、隐私权。“造黄谣”还有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捏造事实公然诽谤他人,或者公然侮辱他人,尚不构成犯罪的,可能受到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公然“造黄谣”也可能被认定为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同样会受到拘留、罚款的处罚。
“严重的‘造黄谣’行为会触犯刑法。”谢澍说,“造黄谣”除了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外,如果“黄谣”信息大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则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再如行为人在“造黄谣”的同时还传播淫秽信息,则还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此外,“造黄谣”的行为可能违反网络安全法、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如果侵害了特殊主体的权益,还可能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有关规定。
在谢澍看来,我国法律目前虽然对“造黄谣”的行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措施,但力度还有待加强。民事赔偿偏重于认定实际损害,对精神损害赔偿不够重视,赔偿额度偏低,不利于安抚受害者以及教育加害人。至于刑事责任的适用则更少,只有在“造黄谣”行为的情节很严重或者导致非常严重后果的时候才会引发司法机关的关注;并且在由“造黄谣”引起的侮辱、诽谤自诉案中自诉人取证难度大,诉讼推进举步维艰。
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隗卓然认为,目前许多“造黄谣”案件仅以行政处罚或民事责任告终,造谣者面临的成本较低。例如,有些人造谣后,仅需道歉并支付少量赔偿金,但相比于谣言带来的流量收益,这些处罚并不构成有效威慑。而网络匿名性为造谣者提供了技术屏障。互联网为用户更好的提供了相对匿名的环境,使得造谣者更容易躲避追责。一些造谣者在社交平台上使用马甲账号、伪装身份,甚至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跨境发布内容,增加了追责难度。
他还提到,一些账号以“造黄谣”的方式吸引流量,后期再通过带货、广告变现,即使造谣被揭穿,他们也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而部分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对谣言的处理速度较慢,导致谣言迅速扩散,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部分受害者反映,即使举报谣言,平台也可能因“证据不足”或“未违反社区准则”而拒绝删除相关内容。
在隗卓然看来,针对网络“造黄谣”问题,需要从法律完善、平台治理、社会教育、技术监管等多个角度入手,构建全方位的治理体系。
他建议,调整刑法适用标准,降低“造黄谣”的入罪门槛。完善诽谤罪的适合使用的范围,目前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诽谤罪要达到“情节严重”才能入罪,但对于网络造谣,尤其是涉及淫秽不实信息的造谣,应当对“情节严重”进行实质解释,考虑因谣言传播范围广、影响恶劣等情形。加重对有组织、有预谋造谣的惩罚,部分造谣行为由“网络水军”或特定组织策划实施,对此类行为应当严厉打击。
“现行法律对造谣行为的界定较为笼统,应进一步细化,包括明确哪些造谣行为属于‘恶意捏造’,以及如何认定‘严重损害他人名誉’等标准。应建立造谣者‘黑名单’制度,对于多次造谣或情节恶劣的造谣者,建立跨平台‘黑名单’,并在实名认证体系中作出限制,如禁止其在一段时间内注册新账号或从事相关互联网业务。”隗卓然说。
谢澍认为,网络站点平台应当积极引进先进的内容审核技术,提高AI审核识别隐晦不良信息的能力,注重AI审核与人工审核有机结合,提升人工审核效率;优化举报反馈机制,进一步简化举报流程,强化举报后处理结果的反馈力度。同时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变更流量至上的推送逻辑;发现违法信息应当及时处置并留存证据,配合有关部门执法。
“很多受害者在遭遇‘造黄谣’时,面临法律知识不足、维权成本高、精神压力大等问题,因此应建立更完善的受害者保护机制。”隗卓然说,由政府、律所、公益组织等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帮助受害者提起诉讼或投诉。(法治日报记者 孙天骄)
北京正推进“超高清入户行动”,推进有线电视超高清机顶盒全面置换,“计划于6月底完成标清机顶盒的置换目标”。
脂肪组织中隐藏着一群脂肪细胞祖细胞,它们负责制造新的脂肪细胞。更令人惊讶的是,随年纪的增长,APC还会进化成一种更为强大的“超级工匠”——年龄特异性定型前脂肪细胞(CP-A)。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质标所”)农业环境污染物研究室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面源污染智能监测系统。
一位老人站在秧田里,大喊一声“拔秧哦”,弯腰拔起第一把秧苗。众人齐声应和,大声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秧田里,一排人将秧苗拔起,担到打过格子的稻田里,整整齐齐插好。
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91.24%,连续4年超过90%。
基本建成国家语言文字大数据中心,初步建成国家关键语料库和国家战略语言资源信息库。
“从农田里找问题,在实验室找答案”——河南大学孙晓教授谈“新农科”人才培养
雨水浸入土壤,导致土壤中的氧气骤减,蚯蚓爬出地面吸取新鲜空气;大雨过后枯枝落叶、微生物等有机物增加,也为蚯蚓提供了更多觅食机会这几天,南方多地降雨。蚯蚓因无专门的呼吸器官,其呼吸依赖皮肤与土壤孔隙中的氧气进行交换,雨水浸入土壤后往往会占据大部分孔隙,导致土壤缝隙里的氧气骤减。
2011年初,小组成员、硕士研究生周何乐子参与塑料及其复合材料数字化成形项目研发。周何乐子和年轻的小组成员没有因此退缩,历经5年攻关,最终攻克了塑料及其复合材料数字化成形的一系列关键智能技术。
早上7点,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黄松准时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目前,黄汝怡在上海海洋大学攻读蛇类学博士学位,“现在连她导师的办公室都成了她的‘养殖场’”。
4月的鼎湖山,清晨还带着寒意,黄忠良已经走进了林子。1956年6月30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在广东肇庆建立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
160年前,欧洲生物学家孟德尔通过杂交实验研究豌豆的花色、果荚颜色等七大性状的遗传变异,发现了遗传学三大基本规律中的两个——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奠定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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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下我国公共卫生的重要议题。为此,各地应建立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鼓励医院开展体重管理中医药适宜技术培养和训练,推动全民参与、人人受益的体重管理良好局面形成。
4月25日,中国科协印发《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组织推选2025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启动全国性学术团体推选院士候选人工作。
4月23日,在上海张江,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将中法天文卫星正式交付给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投入使用。
从“东方红一号”到神舟二十号,55年间,中国航天书写了从地球走向浩瀚宇宙的壮丽诗篇。